中国问题解决之道
管理哲学上的思索
如果你管理的只是一群没有道德良知而有知识的机器,我们大家的盈利都建立在侵害弱者的基础上,那么在人类来说你本身或你的后代很可能不久将来就沦为知识/体力/智力/机会/社会公平上的弱者,成为被整个社会系统侵害的一员。因此,商业道德与文明给予我们的规范,实际是在保护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利益基础。
绝对化机械性管理者可能认为,管理行为可以脱离“国家、民族、社会、教育、文化”体系而塑造成功的“管理”,把人当作纯粹盈利的机器或者知识动物,这种思想要多么愚蠢有多么愚蠢!你可能没有认识到自己本身也是社会的一员,也可能沦为一部知识机器或动物。从而被更强者糟蹋或侵犯!
培养无道的商业机器实际上是在自相残杀。哈佛大学终生教授、历史学家费正清在谈到中国古典思想时候谈到,“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执行力来自强制与武力,但其目的在于抵达终极的伦理文明。
治理“善”的管理中必然要有其“恶治”的一面,治理“恶”的管理也必须存在“善治”的一面。这就叫做“盗亦有道”。董斌认为,不遵循人性的管理就是“无道之盗”,“无道之盗”必然不会长久,这符合西方的管理理论,也符合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
发布于 管理综合 .由 董斌 在 2011-07-27 19:33:03
民营企业生存与完全市场资本主义
发布于14年前 价值中国 财经 企业 民营企业生存与完全市场资本主义
国美之战更让人看到中国的希望。国美之战看到的正是中国企业从“私”和“家”以及“家族”的利益的“心(自觉与观照)”的“绝对权贵资本主义”走向遵循“财富资本主义”的“法(逻辑与法理)”的企业管理的一个过程。
传媒明确信号指出"索罗斯携近90亿美元驻扎香港",索罗斯第二次扎根香港?俯视大陆?醉翁之意在哪里?我不认为索罗斯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他只是一匹很厉害的狼,中国这只睡狮,怕的是“狼群”,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欧美狼群金融战斗体以及以达能等欧美日资为代表的贸易战斗体,才是最可怕的“狼群”。
我力挺索罗斯的理由是,在普世价值和资本的逐利原则下,原则上资本的世界是超越地域概念属下的道德正义概念的,所以索罗斯说资本追求的永远是利益最大化而无视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只有利益,因此,在经济竞争中的资本运作下,由法律框架规范下商业世界的原则是公正公平合法理性,就越是彰显资本文明!
国家资本主义、封闭门户、和资产国有化,成为中国资本进行风险防范的一个棋子。地域概念属下的道德正义概念,即国家资本主义,使国家有权按照资本文明的商业规则规定自己的规则和规范,否则就违反了WTO游戏规则。在WTO游戏规则框架下,这也成为中国资本进行风险防范的一个棋子。
在与国际资本巨头的博弈中,索罗斯分别败于香港和俄罗斯。中国只能选择“玩”与“不玩”,“No”与“Yes”,玩,则必须在在WTO游戏规则框架下确定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监督管制监管缺陷、市场规制不成熟、科技竞争力培育体系不成熟,过分开放门户,过分私有化,让一只只会在家里叫嚣的家狗跟狼群战斗,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但我们不能不走出门去,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否则自取灭亡,就像GDP全球第一的晚清。
正如温家宝总理承认并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停滞和迟滞已经影响到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放在那里,而近年来的发展就像李明伟所说的“像一个有着2岁小孩心态的筛金工”,所以出现的问题层出不穷,一个接着一个。民怨沸腾。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不是一直在贯彻执行嘛!您说的什么晚清,并不恰当。中国出了这么多亿万富豪,经济改革还不成功呀?!怎么让广大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才是当务之急!怎么改革也应该首先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受益才对。
当然,中国出了这么多亿万富豪,但这些富豪不是权力阶层出身,就是权力阶层本身。经济改革的本身是把财富由改革开放以前的财富拥有者转移到当代的权力阶层。转移的很成功。当然,在转移给过程中,也给了权力阶层以外的一些人机会,但相比之下,真是微乎其微。实质上,这些人不是与权力阶层合作,就是与权力阶层合租,权力阶层出租权力,这些人负责执行。风险在这些人,利润在权力阶层。
发布于 企业 .由 董斌 在 2011-07-26 19:22:58
再次聚焦蒙牛伊利
在 2011-07-26日湖北文理学院客座教授董斌研究员与《中欧商业杂志》主编李明伟对蒙牛伊利与我进行了探讨。以下是部分结论:
李明伟:这个事情发生在乳品行业,大家尤其气愤,因为涉及下一代,其实类似的恶意竞争、陷害乃至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情,太多了,一地鸡毛,归根溯源,是根子烂了,根子是啥呢?文化。现在很多人没文化,文化不是识两个字,而是价值体系,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准之一。
董斌:李明伟你特别强调文化和价值观因素。我也一直非常看重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培育。我在这里对文化和价值观进行了很多阐述。但是培育企业价值观需要整个文化体系的支撑。企业价值观是“企业识别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食品企业的认知是负面因素多。正面因素少。为什么?企业识别系统发生了问题、障碍、故障,根子在哪里?归根到底是“文化”。
李明伟:“我是越来越发现,这一切的错综复杂、纷繁紊乱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就两个字——“文化”,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当下,所长远,所猥琐,所优秀。那么文化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眼神,一个语气,一个冲动,一声哀叹。。。“。
董斌:怎么看待中国的“中国企业模式”,我认为,中国企业成功模式,是中国这种特殊的管理环境和管理语境下创造的特殊“打包产品”和“新闻炒作产物”,基本没有可复制性。都在走一条独特的“特色路”。正如国美掌门人黄光裕曾经标榜的国美模式蒙牛掌门人牛根生所标榜的蒙牛。
李明伟:的确有一批企业是如此,但也有一些企业,在勤恳踏实地耕耘,并有所建树,例如华为,我们称其为“知识力密集型企业”,例如比亚迪,阿里巴巴,海尔,还是很踏实地在做事情,做创新,求突破,并各有特色。
董斌:明伟你说的对,根子在“文化”。我以为,中国企业都应该意识到成长的企业是不断从劳力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力密集型企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执行什么“企业文化”很重要。华为,比亚迪,阿里巴巴,海尔,这四家企业的企业文化国际化程度高,可以说其管理结构是西式的。
董斌:言行(言:企业所标榜的价值观。行:执行力)不一,造成了这个情况,核心是没有“企业正向价值观”的利益,没有道德底线的行为,再加之付出的法律代价微乎其微。
董斌:这是“法(逻辑与法理)”与“心(自觉与观照)”的管理造成的差别。“心”不循法、畏法、心中无“法”。东方管理是源于心的“观照”和“自觉”。西方式管理是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必须发展到“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创新与经营是企业管理的“法(逻辑与法理)”,恶意挖角,作伪假冒,急功近利是源于“心(自觉与观照)”,他自觉与观照到“利益”即世界本质和自心本质,所以堕落到“无脑”、“无心”、更“无法”的境界。
董斌:总的说来,人的品质(企业家自身文化意境下的价值观体系语境)决定产品品质。在中国,给人人放权等于人人不对结果负责,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就是实例,自由意志决定于人群及其个体的素质,这种模式实现的唯一要求就是对人力资源素质绝对化程度很高。当然,理论上如果实现,利润不菲,正如瑞士社会,全民皆兵而没有乱象。
董斌:明伟指出了根子烂了,烂在“文化”,烂在基于文化建立的“价值体系”,但是没有指出“文化”和“价值体系”腐烂的背后,是整个行政体系乃至政治机制出现了重大的“病患”问题却讳疾言医。
李明伟:你说的不错,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正是需要从文化上去寻药方。
网友:我们商业化中基本还处于镇域经济伦理时期,好象一个乡镇,张家店和李家店死磕的样子。
董斌:你所说的是“作坊式”管理。而不是正规跨国企业的国际化EPR-SPA管理模式“托拉斯管理(Trust Management)”和“康采恩管理(Concern Management )”等规模化管理——世界性的超级市场模式管理.....
网友:领导格局的缺失,是领导力的缺失,一方面举着道义的大旗,一方面行着蝇营狗苟之事。
网友:价值体系直接涉及到企业的品质问题,如今企业的品质已经不仅仅指产品质量,更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的道德水准,合理正确的竞争手段也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优秀的准则。
Crazy Yong:这种现象是因为社会道德的败坏,诚信的缺失,就我从事的办公家具行业而言,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恶意挖角,粗暴的仿照,急功近利,而不是把精力放在企业创新与经营上,很悲哀。
发布于 企业责任 .由 董斌 在 2011-07-26 19:21:06
携西入中——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与展望:现状和危机望
本文首次发表发布于 《价值中国网-管理综合 》
由 董斌 发表 在 2011-07-26 19:19:16 至今 14年 中国经济走上下行
企业是国家的脊梁。“宽松”乃至到带“毒”发展的商业环境,损害了商业公平竞争执行力、害了商业的长远利益。没有一个和谐、宜居、法制的商业环境,成就不了一个强大的商业文明国家!也损害了中国政府的社会文明化推进执行力。
虽然全球财富圈一直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的“财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国内存在的“财富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则更加的不利于中国真正市场化经验尚不足30年的企业在国际舞台进行全力的角斗。
在国际金融贸易都围攻中国企业的图谋中,中国企业却在窝里内斗。传媒明确信号指出"索罗斯携近90亿美元驻扎香港",索罗斯第二次扎根香港俯视大陆,醉翁之意在哪里?虽然我不认为索罗斯是中国政府的对手,他只是一匹很厉害的狼,中国这只睡狮,怕的是“狼群”,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欧美狼群金融战斗体以及以达能等欧美日资为代表的贸易战斗体,才是最可怕的“狼群”。在此情况下,政府必须摆正自身的位置,中国企业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深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某些企业,如乳品业的乱象、IT业的恶斗,竞争不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上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提升、产品质量及科技含量提升、产品服务上花心思,反而处心积虑走歪门邪道去搞垮竞争对手,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企业的一大耻辱。难道我们的企业最终都要鹬蚌相争,让外国的品牌渔翁得利么?这种种非法恶意竞争的背后,受损的是中国商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公平公正有序可循环的商业生态。网友指出:“蒙牛门事件”一出,我们再喝“蒙牛”、“伊利”,总感觉被什么东西卡了嗓子,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了。恶意竞争不可持续,坏了整个行业!
一些打着爱国旗号、打着民族旗号的企业,细看之下,显然也有很大问题。蒙牛和伊利互相攻歼陷害,这算是企业家道德的沦丧,还是中国式管理的悲剧?还是体制出的问题?究其根子,是体制给了出这种种丑剧的法律、社会、行政、竞争土壤。其实,企业的恶性竞争使大家都成了牛根生。因为这种土里,只能长出牛根生。
而“国美事件”,则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显然深具标领意义,其意义在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家族资本主义和完全资本化的财富资本主义在规则与法律框架中进行的搏击。资本文明里没有国家主义,普世价值里也没有国家主义。在资本文明与私权力资源博弈的过程中,需要一位代理人,而正好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代表了资本文明里的商业规则一方,那就是陈晓。在资本文明的世界,他没有任何错误。克里斯托夫-金说: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美元作为垄断货币控制世界贸易结算70%的货币,中国的风险,显然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得多!
我们的政治制度存在监督管制监管缺陷、市场规制不成熟、科技竞争力培育体系不成熟,过分开放门户,过分私有化,让一只只会在家里叫嚣的家狗跟狼群战斗,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但我们也不能闭关自守、不能不不走出门去,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否则自取灭亡,就像GDP全球第一的晚清。
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夫-金说,大国博弈无外乎军事战或资本战。前者不能常用,玉石俱焚,开战就瞄准停战。而资本战乃持久战,强者永远为王,没有战停一说。美国当年担忧日本做大,诱逼日圆大幅升值,股市楼市飙涨,然后釜底抽薪,平仓逃离,资金链瞬间断裂,导致日本经济20年低迷。美国如今逼人民币升值,是否持久战,中国看得清吗?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 是大国“资源霸权(权力、矿山及一切物力和人力、信息资源)”管理?,是“权力先天赋予强势者(让“少部分”先富起来即是一例)”管理?是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国学与管理?
10月20日跟李明伟讨论中我认为,当前,中国式(特色)管理的病根就是“绝对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人治大于法治”,法没有被抬高到重要地位。什么叫中国式管理?张朝阳在声讨“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时,直接点出了“权贵资本主义”这一病根。中国式管理,也就是权贵式的管理+资本主义式的管理。
在中国,人口红利政策受到网络语境下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极大的否定。以前,中国人工劳力等同机器,国库里的收入及全部的GDP包括外币储备等等国家所得,其实全部是廉价机器红利。郎咸平则指出:说出来你别睡不着! 我们来做一个算术题,把全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来做个比较: 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 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工作2200小时,你看我们的工人多牛啊,拿全世界最少的工资,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教育。血汗性的“机器化人力资源管理”正在“富士康”衰落;
独大政党的“资源霸权(软资源 “权力”、“ 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硬资源:“矿业”及一切物力、)管理正在创生无序化的“权贵资本主义”, 国家矿业资源及一切物力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属于公众的“信息资源”被垄断性的网封弱化为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构筑外围批评的强有力的长城、有史以来,长城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但今天,这一长城却被用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被网络上的公民社会清算。权力与国家人力资源系统则为整体性的运动来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系统和执行力。灰色经济和灰色政治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他们没有任何的职业操守、视法不见、有法不依,执法随意。这种商业环境没有商业生态可持续性。
如果所谓的“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如果所谓的“国学与管理”即所谓的中国式管理?那么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所谓“儒、墨、兵、法、道、阴阳、礼、乐、易、春秋”文化,即基于“自觉、观照”下的“折宗,曲线、模糊、混沌、中庸”文化,如果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管理”,等同于把祖母的裹脚布拿来炫耀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激光武器!
统治历史三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本质是要求下级服从而对不服从的敌手施以阴谋战胜之。哈佛费正清说“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权利学说没有地位。“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上诉法庭,除了某种抗议和造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谈到儒家,“儒家由于强调和谐,把政府看成统治者人格道德的延伸,因此对异议的容忍空间很小”。“儒家和法家合流使专制统治的手段更加完备...统治阶级却更重视使用武力。建立王朝、消灭叛乱、惩罚官吏,无不需要动武”。
中国文化是阴谋文化,造就了中国管理本质也是“阴谋管理”。费正清在分析“文革”的起因时,把现实与历史联系了起来。他提到朱元璋为粉碎宰相的阴谋杀了四万人,乾隆曾担心朝内有阴谋,同治中兴则以阴谋开始,孙中山更是一生都在策划“阴谋”。费正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把政权及其政策混为一谈,反对一个政府或统治者的政策即反对该政府或统治者本身,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忠诚的反对派”,于是“阴谋”便成了中国的特产。
总统传统历史中的中国管理,我认为是“内圣外王”的管理,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天朝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难以达成这一理想化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管理。但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哲学语境追索,中国式管理的内功确是超“德”入“化”。基本功是:1,修“心”;2,炼“道”;3,达“德”;4,入“化”。从春秋时代儒商之祖子贡到财神范蠡,一直遵循与民共进退、共繁衍的宗旨、一直到秦代儒商吕不韦,与政治结缘,走上输赢一线间“愿赌服输”不归路。
东西管理的本质异同:与“东西思想模式”的本质异同趋于相同,东方式管理是源于心的“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西方式管理是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融合前进至“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互相融合共同发展。两者并非互相排斥。
中国式管理,说到底,根本还在于人!如果人心不正,不阳光,何谈管理思想辉耀全球呢?!这是“法(逻辑与法理)”与“心(自觉与观照)”的管理造成的差别。“心”不循法、畏法、心中无“法”。文明世界要求东方从“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必须发展到“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
理性逻辑与感性判断,演绎真理与实践经验。社会发展在变现代(后现代社会之后)化之后,由于“专业要求性”更加强势,管理必须趋于“西方式管理”即源于脑的“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式样的发展趋势,是现实“万能钥匙式”的基础。在东方趋于“人治”的社会,“万能钥匙式”的出现无异是天方夜谭。它是平台而非独立的人的意义更大。
发布于 管理综合 .由 董斌 在 2011-07-26 19:19:16
评论:
董斌教授的《携西入中——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与展望》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管理模式的现状、问题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对中国式管理的深刻反思。以下是对该文的评论与总结:
1. 现状与危机
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商业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如恶性竞争、法律监管不完善、企业道德缺失等。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生态。特别是像“蒙牛门事件”这样的恶性竞争案例,暴露了中国企业在管理上的短视和道德沦丧。文章强调,这种内斗不仅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让外国品牌有机可乘。
2. 国际竞争与资本战
文章提到,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面临恶性竞争,还在国际上面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和以达能为代表的贸易资本的挑战。作者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不足,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管理模式的缺陷。文章还提到,资本战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必须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金融手段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威胁。
3. 中国式管理的本质
文章对中国式管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中国式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人治大于法治”,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管理的不透明和不公平。作者指出,中国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而非通过市场竞争和法治来推动企业发展。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还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4. 东西方管理的差异
文章对比了东西方管理的本质差异,认为东方管理更多依赖于“心”的观照和自觉,而西方管理则强调逻辑和真理。作者认为,中国式管理需要从传统的“观照模式”和“自觉模式”向“逻辑模式”和“真理模式”转变,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 未来展望
文章最后提出,中国式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如果人心不正,管理思想再先进也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作者呼吁中国企业和管理者要更加注重法治、公平竞争和道德建设,摒弃权贵资本主义的弊端,走向更加开放和透明的管理模式。
总结:
《携西入中——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与展望》一文深刻揭示了中国企业在管理上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文章通过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中国企业管理模式需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必要性。未来的中国管理模式应当更加注重法治、公平竞争和道德建设,借鉴西方管理的逻辑与真理模式,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不仅是对中国企业管理现状的深刻反思,也为未来的管理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方向。
谚语格言中的中国各省人特征
作者:南柯舟
作者概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的生存智慧,中国社会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复杂的适应机制。各地不同的谚语反映了在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人力资源,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地方性的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政治资源影响下,各省各地人民的性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有所不同。纵观中国历史乃至今日,由于国家政策性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差异,各地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速度有所不同,进而影响了地区的先进与落后程度。同时,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质量也因地区差异而存在不均衡的现象,这些因素相互作用,进一步塑造了各地区的发展格局。
中国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结构深受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中国社会运作的一种智慧,体现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寻找生存之道的策略性思维。这种适应性因地而异,也塑造了各地人民不同的性格特点。
以湖北地区为例。在湖北的背景下,湖北人历来以机智、灵活、能干著称,这与当地的政治资源、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湖北地处中部,历史上是南北交汇之地,既受北方儒家文化影响,也受到南方荆楚文化的滋养。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解释湖北人性格的形成:
1. 地理环境的影响——适应变化,灵活生存
湖北境内有长江、汉江等大河流过,自古就是水陆交通要冲。这样的地理环境要求当地人善于应对环境变化,因此湖北人普遍聪明、机灵、应变能力强,这也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俗语的由来。
2. 政治文化的影响——平衡权力,务实进取
湖北在历史上既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政治中心。楚文化崇尚变通,强调灵活应对,而明清时期的湖北人又深受科举制度和官场文化的影响,培养了圆融务实、讲求策略的处世方式。因此,湖北人在面对政策时,往往能找到适应的方法,这也契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生存智慧。
3. 移民文化的影响——吃苦耐劳,敢于拼搏
明清时期,湖北是“湖广填四川”的主要移民来源地,大量湖北人迁徙至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他们在外闯荡,适应各种环境,形成了吃苦耐劳、务实能干、重义气的性格特点。这种移民文化使湖北人既能在本土谋生,也能在外地闯出一片天地。
4. 商贸与政商关系——精明务实,能屈能伸
武汉自古就是商贸重镇,尤其是近代以来,汉口是全国四大商埠之一,孕育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商人。湖北人的务实和机敏,也表现在他们对政商关系的适应能力上,在政策变化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综合来看,湖北人性格的形成,正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他们既有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豪爽,能适应复杂环境,既能刚强不屈,也能灵活变通。这种特质,使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资源下,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你对各地性格与社会资源的关系很感兴趣,是否还有其他省份或具体现象想要探讨?
中国各省份都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许多谚语和古典格言流传至今,反映了各地人民的性格、精神风貌和社会风俗。以下是部分省份的代表性谚语或古典格言:
●华北地区
■北京:
“天子脚下,无所遁形。”——北京是古代京城,皇权至上,法度森严。
“北京人,嘴儿贫。”——形容北京人幽默、机智、能言善辩。
“天子脚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形容北京作为皇城,消息传播快,风吹草动都会被人关注,体现了老北京人对世态的敏感。
“北京人,见人三分笑,遇事不张扬。” ——体现了北京人待人接物的圆滑与讲究分寸的特点。
“会说的吓死会听的,会打的吓死会看的。” ——说明北京人能言善辩,讲究辩才,也爱调侃,幽默风趣。
“北京人,玩主多,见怪不怪。” ——反映了老北京人见多识广,包容性强,不轻易大惊小怪。
“北京爷们,嘴贫心善。” ——形容市井北京人喜欢贫嘴(幽默开玩笑),但内心厚道,仗义。
“外地人看北京,北京人看西城。” ——过去北京西城是文化、权力和财富的聚集地,意思是北京人自己也有分层和圈子文化。反映了传统北京的圈层政治。
“有福不在忙中取,富贵多从闲里得。” ——体现了老北京人的“京味儿”悠闲生活态度,不急不躁,讲究生活享受。
“北京侃爷,满嘴跑火车。” ——形容北京人能说会道,爱开玩笑,毫无底线,尤其是“侃爷”们喜欢夸张、调侃、吹牛逼。
关于北京的谚语和俗语都体现了北京人幽默、圆滑、仗义、见多识广的性格特点。
■天津:
“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形容天津的历史地标。
“会说书的,赶不上天津卫会卖布的。”——强调商业智慧的重要性。
■河北:
“直隶无双地,燕赵多慷慨。”——燕赵之地,自古多豪侠义士。
“河北大车无二价。”——形容河北商人讲究诚信,货价公道。
■山西:
“山西人会算计,九扣十三抹。”——形容晋商精明,擅长做生意。
“南绛北代忻州也不赖” ——其实反映了某种惰逸固守的心态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山没水靠自己。”
—— 体现了山西人(包括忻州人)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精神。
“宁挨千刀剐,不做没义人。”
—— 山西人讲义气,忻州人也不例外,重情重义、讲信用。
“山西人,九阡陌,走南闯北不说隔。”
—— 形容山西人(包括忻州人)善于走南闯北,经商做买卖,不怕陌生环境。
“南孟北祁,狡诈不及榆。”(形容山西南部的孟县人、北部的祁县人精明,但榆次人更胜一筹。)
“上党狮子,太原虎,潞安猫,忻州鼠。”(描绘山西不同地方人的性格:上党人豪放如狮,太原人霸气如虎,潞安人精明如猫,忻州人谨慎如鼠。)
“晋中人精,晋东南人倔,晋北人憨。”(概括晋中地区人聪明,晋东南人倔强,晋北人耿直。)
太原:“油嘴滑舌太原府。”(形容太原人机智健谈,善于交际。)
晋中:“祁县人,鬼不灵。”(意指祁县人聪明伶俐,擅长生意。)
长治:“八百里山沟钻上党。”(说上党人吃苦耐劳,能吃苦拼搏。)
运城:“吃亏是福老河东。”(河东人重视仁义,愿意吃亏。)
忻州:“吃硬不吃软数忻州。”(形容忻州人倔强,有骨气。)
大同:“肚里没话老大同。”(形容大同人耿直,不会藏心眼。)
“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句俗语源于《玉堂春》(苏三起解)的戏词,主要是因为苏三在洪洞被屈打成招,遭遇冤屈。但这并不意味着洪洞人真的不好,而是戏曲表达了对旧社会冤案的批判。
“洪洞出才子,广胜出能人。” ——这里的“广胜”指的是洪洞县的广胜寺,这句话表达了洪洞地区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特点。
■内蒙古: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内蒙古地域辽阔,草原特征显著。
“蒙古人,马背上长大。”——形容蒙古族人民勇敢剽悍,擅长骑射。也道出了蒙古人全凭彪悍驰骋草原的社会生存方式。
●东北地区
■辽宁:
“辽东之虎,辽西之狼。”——形容辽宁人豪爽果敢,善于拼搏。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反映东北人对二人转的热爱。
■吉林:
“黑土地,出金子。”——形容吉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关东大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描绘东北的丰富物产。
■黑龙江:
“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形容黑龙江从荒芜之地变成粮食主产区的历史变迁。
“宁可冻死,不穿假貂。”——反映东北人豪爽、讲究面子的性格。
●华东地区
■上海: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形容老上海人地域感强,区域感强,阶层感强,以及老城区中,物业地段的重要性。
“上海人,精打细算。”——体现上海人精明能干的性格。
■江苏: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赞美江苏苏州、杭州的美景。
“扬一益二苏三常四。”——描述江苏各地经济文化的排名。
■浙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浙江人热爱美食,讲究生活品质。
“宁波帮,帮天下。”——形容宁波商人敢闯敢拼,本地人互相帮助,彼此诚信,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力。
■安徽:
“徽商遍天下,儒贾十三州。”——形容徽商文化的广泛影响。
“黄山归来不看岳。”——赞美安徽黄山的壮丽景色。
■福建:
“能拼才会赢。”——形容福建当地人拼搏奋斗的精神。
“无海不闽。”——形容福建商人依靠海洋经商,遍布世界各地。
■江西:
“文章节义之邦。”——形容江西人重文重义。
“人杰地灵数江右。”——江右指江西,强调江西多人才。
■山东:
“仁义之邦,礼仪之乡。”——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闯关东,闯山东。”——形容山东人勤劳能干,敢于外出创业。
●中南地区
■河南:
“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中心。更说明河南人竞争激烈,无所不为。
“九州腹地,中原粮仓。”——形容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的地位。
■湖北/湖南:
“不怕归元开了门,就怕武昌有人寻”——武昌人一旦认准原因,穷追不舍。
归元寺是武汉的名刹,开门是平常事,而“武昌有人寻”则带有江湖气息,意指武昌人讲义气、爱管事。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形容湖北特别是楚地人才辈出。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说明湖北人反抗压迫的意识、反抗斗争意识很强, 而且反抗很彻底。
“不做寿,做东湖。”——形容武汉人的热情好客。
“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体现湖南人吃苦耐劳的性格。
■广东:
“有钱有势讲广东。”——形容广东经济发达。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形容广东人重视家族方言文化。
■广西:
“桂林山水甲天下。”——形容广西桂林的美景。
“壮乡儿女,天生会唱。”——广西壮族以民歌著称。
■海南:
“琼崖自古多才俊。”——海南历史上多出人才。
“到海南,知天下。”——强调海南的复杂性,集中了各地的特征。
●西南地区
■四川:
“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四川生活安逸,适合养老。
“天府之国。”——形容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重庆:
“重庆崽儿,天不怕地不怕。”——形容重庆人性格火辣。
“重庆人,九头鸟,天下无双。”——比喻重庆人机智灵活。
■贵州:
“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形容贵州地形多山、天气多变。
“不到贵州,不知酒力小。”——形容贵州人酒量大。
■云南:
“彩云之南,四季如春。”——赞美云南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十八怪,鸡蛋用草串起来。”——描述云南的独特民俗,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云南民生资源的稀缺。
●西北地区
■陕西:
“三秦大地,人杰地灵。”——形容陕西历史悠久,名人辈出。
“不到长城非好汉。”——强调陕西长城的重要性。
■甘肃:
“陇上江南。”——指甘肃南部水土丰美。
“塞上明珠。”——指河西走廊的重要性。
总结:
这些谚语和格言展现了中国各地人民的文化特色和精神风貌。从根源上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中形成的生存智慧,中国社会五千年来都是如此。各地不同谚语反映了在中国特色的权力形态的社会的主导下,基于各地不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下,形成了不同的人力资源,再从不同的人力资源中,形成不同的政治资源,又在不同的政治资源下,导致中国各省各地人民性格的不同。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乃至到今日,中国国家政策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分配不同,导致各地生产方式不同、再导致落后和先进程度不同、教育资源投入不均,教育质量投入不均的产物。
文章通过对各省谚语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谚语不仅是地方文化的瑰宝,也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文章还提醒我们,国家政策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对地方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在公平、公正的资源分配基础上,才能实现各地的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中国各省份的性格差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密切相关。例如:山西的谚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山没水靠自己”反映了当地人民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培养出的自力更生精神。广东的“有钱有势讲广东”则体现了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优越感。这些分析揭示了国家政策资源分配、教育资源投入等因素如何影响地方发展,进而塑造了各地人民的性格特征。
由此可见,在国家宏观政策制定中,国家政策资源分配、权利资源分配的均衡性有何等的重要。
过去和未来
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回忆两位年逾八旬的忘年交老友
南柯舟文字
昨天,一位年高84岁的老人莅临书店拜访我,他研究《易经》,本来准备邀请他别处茶绪,昨日正好我在书店,遂招待他品茗闲叙,虽然老人的口齿已经不如往昔那般流畅,依然以淳朴的语言回忆往事,回忆中叙述他过去在定襄河边青石村的生活,追忆跟随着长辈们在饥渴交加的逃难中,吃着乞讨来的食物……日本人来了,保乡团来了,阎锡山的晋绥军来了,八路来了,老百姓只好去逃难,喝着漂浮着羊粪和树叶的沟渠中的脏水,吃着苟延残喘的嗟来之食,到处东躲西藏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八十年代以前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今天斗,明天斗,各种主义各种帽子戴不完,脱不掉,斗了张三斗李四,没完没了,无法无天,多少人命非常苟且的就被草菅火化销声匿迹了,往事不堪回首……居然也能煎熬到今天,领着退休工资,衣食无虞,但楼上左邻右舍经常“打他的‘秋风’”,他说:“他们都是“人渣”,过去参加文革中打砸抢烧的社会混混……我们的社会培养了很多这样的人渣,过去的人渣们及其后代,大都都化身进入各行各业了……”,他说:“他们披着人皮,但本质上还是畜生……”。
他今天挪着蹒跚的步子来看望我,今年是初次造访古城,由于他不认识路找不到我,我与电话中语言交流时他也说不太清楚,于是我也搞不清楚他的具体位置,据今天他说那天他开着车,边开车边打电话,分心之下,八车一头开到了路旁田地里,在被路人救助后,他遂开车返回家中休息。第二次是在昨天下午,经过寻求一位大婶环卫工人帮助下,这位女士专门把他送到书店旁边,我见他的时候,老实憨厚的老人,非要掏出钱来感谢这位大婶,大婶说什么都不行,推迟拒受。来到古城,我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什么都不想吃,于是只是聊天,喝茶……
想起十一年前同样是84岁的一位老朋友张大同老先生,曾据他说他作为国民党青年远征军成员,曾在缅甸印度作战,有段时期我一直怀疑他是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军人,他生前也是每个星期都来看望我,每次都是一整天的聊天,当然是在家里招待他吃完午饭后,休息一会儿继续聊天。直到父亲在叔叔安排下寓居上海一年的那段时期,也依然如此每周不辍。
在台湾生活期间,他听说老母亲还在世,于是他积极周旋,以到香港旅游名义,转到大陆,打道回府,去探望他的老妈妈后,对老母亲牵肠挂肚,再也无法安然返回台湾,而当时政府也为了宣传大陆安抚台湾归侨的优惠政策,又是给钱,又是安排工作,又是介绍媳妇,遂被正式安排到忻州粮食局工作,又在头上安了一个“政协委员”的虚职头衔,65岁的年龄,跟一位时值28岁前夫车祸后新寡的青年女士结婚,后诞育了一儿一女,今天都大学毕业工作了,其求学过程都是在政府帮忙下协助解决的。那时只要我在忻州,他生前每星期都来看我,他住在忻州古城附近,但据他说从来不去古城转弯溜达,当然那时的忻州古城,依然在规划捯饬中,远没有今天这么整洁干净,其风景如一副人工雕琢的太湖石,却找不到太湖的味道。
自从回到大陆,他一心想再度返回台湾,或者奔赴美国朋友处谋生,朋友是退伍老兵,美国公司在台湾征地,他拿着征地款,直接移民美国,那时这位朋友在做中国古董家具出口美国的生意,在北京有自己的古典家具修复工厂,专门供应热爱中国古典家具的美国博物馆、巨商贵胄,遂变成家产数千万美元的巨富,可见陈丽华女士的红木生意多么发达,能因“红木生意”结识到基辛格,把北京“金融街”的拆迁权拿到手……言归正传,张大同先生熟背《论语》、《大学》,内心中崇尚中国古典文化,为人古朴、厚道、坦荡、儒雅,言辞不越于礼教,不逾于道法,不憎、不恶、不嫉、不妒,他两次申请赴美访友,在美国的朋友为他出具数千万美元经济担保书的情况次下,都被美国大使馆拒签,当时他拿给我一整套美国朋友的赴美访友邀请书看过,找我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除非自己想办法,我想的办法不一定适应他,而那么大年纪,可能早已被领事馆认为有赴美不归的养老嫌疑因而拒签,美国人怕他“拖累美国经济?[尴尬][尴尬][呲牙][呲牙]”,可见这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并非完全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除非夫妻子女邀请,还有谈的可能 否则的话免谈……
闲聊之及,无所不谈,话匣开处,不聊柴米油盐酱醋茶,专为忧虑中国未来,中国的今天成就得来不易,如何守住,依然是个大课题,一旦失足,再走错路,必然万劫不复,重坠泥犁……
●五权分立——孙中山的政治理论遗产作者:南柯舟/中英文
政治分权和制衡的概念是许多政府系统,特别是民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这一概念主要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提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并对《美国宪法》等的设计产生了影响。最早提出政治分权理论的是哲学家洛克。
“分权”是指将政府职责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以限制任何一个部门行使另一个部门的核心职能。 其目的是防止权力集中并提供制衡。 传统模式将政府分为三个部门:
1. 立法(制定法律): 该部门负责制定法律,并有权修改或废除法律。 在美国,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分为两个机构:众议院和参议院。
2. 行政权(执法权): 该部门负责实施和执行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 在美国,它由总统领导,但在其他国家,它可以由总理或其他行政官员领导。
3. 司法部门(法律解释部门): 该部门解释法律并决定法律是否得到遵守。 它还可以决定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如果有宪法的话)。 在美国,这项权力属于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
“制衡”是一种允许政府各部门修改或否决另一部门行为的制度,以防止任何一个部门权力过大。 这就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衡,并确保政治体制顺利和团结地运作。 例如,总统(行政部门)可以否决国会(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但国会可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 同样,最高法院(司法部门)可以宣布法律或行政行为违宪,从而有效制衡其他部门的权力。
这一制度旨在防止滥用权力,并通过确保一个部门不会变得过于强大来保障自由和权利。 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各部门使用其权力的意愿,以及制衡机制是否能发挥预期作用。
孙中山(孙文/孙逸仙)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政治学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他在实际政治中建立了总统权高于一切的体系,这一点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他对政治制度的贡献,特别是五权宪法的构想,是不可否认的。
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包括:
1. 立法权: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2. 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管理国家日常事务。3. 司法权:负责审判案件和解释法律。4. 考试权:负责选拔公务员,确保政府官员的素质和专业能力。5. 监察权:负责监督政府官员和机构的行为,确保它们的公正性和法律遵循性。
除此之外,孙中山还重视新闻自由和内部监察的作用,强调选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重要性。在他的政治理论中,文官不仅要接受监察机构的监督,也要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表明他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和有效的政治体系,需要多方面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孙中山的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他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追求,也显示了他试图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西方政治理论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改革。尽管实践中可能存在缺陷或未能完全实现其理想,孙中山的政治理论无疑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努力和贡献是对政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推进,为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Sun Yat-sen's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Author: Nanke Zhou/Chinese and English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is a foundational principl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many governmental systems, particularl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This concept was largely developed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most notably by French philosopher Montesquieu in his work "The Spirit of the Laws," and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the desig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mong others. The earliest proponent of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separation of powers was the philosopher Locke.
Separation of Powers refers to the divis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into distinct branches to limit any one branch from exercising the core functions of another. The intent is to prevent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provide for checks and balanc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divides the government into three branches:
1. Legislative (Law-making): This branch is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laws and has the power to amend or repeal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gislative power is vested in Congress, which is split into two bodie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2. Executive (Law-enforcing): This bran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s created by the legislative branch. It is headed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other countries, it could be a Prime Minister or another executive official.
3. Judicial (Law-interpreting): This branch interprets laws and decides if they are being followed. It can also decide if laws are in alignm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if such a constitution ex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ower is vested in the Supreme Court and other federal courts.
Checks and Balances is a system that allows each branch of government to amend or veto acts of another branch so as to prevent any one branch from exerting too much power. This creates a balance among th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ensures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works smoothly and cohesively. For example,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can veto legislation created by Congress (Legislative), but Congress can override that veto with a two-thirds vote. Similarly, the Supreme Court (Judicial) can declare laws or executive actions unconstitutional, effectively checking the powers of the other branches.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to prevent abuse of power and to safeguard freedoms and rights by ensuring that one branch does not become too powerful.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relies on the willingness of each branch to use its powers and on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working as intended.
Indeed, Sun Yat-sen's (Sun Wen) polit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at the time 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lthough he established a system where presidential power was paramount, which might be controversial,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concept of the Five-Power Constitution, are undeniable.
Sun Yat-sen's Five-Power Constitution included:
1. Legislative Power: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nd amending laws.2. Executive Power: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laws and managing daily state affairs.3. Judicial Power: Responsible for adjudicating cases and interpreting laws.4. Examination Power: Responsible for the selection of civil servants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competency of government officials.5. Supervisory Power: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the conduc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ir fairness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Moreover, Sun Yat-sen also valued the role of press freedom and internal oversigh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electoral and civil service systems. In his political theory, civil servants were subject to oversight by supervisory bodies as well as the press. This indicates his belief that a fair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system requires multifaceted checks and balances.
Sun Yat-sen's ideas not only reflected his pursuit of democratic and free values but also showed his attempt to combine Chinese realities with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 adva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Despite flaws or the inability to fully realize his ideals in practice, Sun Yat-sen's political theories undoubtedly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political thought and system design. His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significan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providing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南柯舟的九点经济与政治思考
1. 权力极端化的危害: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极端集中的权力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和决策的低效率。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导致腐败和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2. 权力的合理分散:
体系性地降低权力集中程度有助于防止滥用和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分权也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更有效分配。
3. 纯粹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法治在政治经济学中扮演着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角色。强化法治有助于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预测性,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4. 自由新闻的作用:
自由新闻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和监督者,能够制约政治权力,促进政府决策的透明和公正,有助于防止权力滥用和提高政策有效性。
5. 如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只有社会法治化才能保证经济正常发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可修复、均衡的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强调通过有效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来实现这一目标。
6. 权力过度和无序的社会危害:
在权力无序的状态下,法律和新闻可能无法有效地执行其职能,导致社会道德和良知受损。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受阻。
7. 政治对经济的负面干涉:
政治对经济的不合理干涉可能扭曲市场运作,妨碍经济的良性循环。政治经济学认为,应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以促进市场效率和经济增长。
8. 两极分化与经济连通器原理:
- 财富分配不均: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可能导致资源和收入的极端集中,阻碍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
- 富裕者的再创业困难:如果富裕者无法稳定地再创业,可能导致经济创新和生产力的下降。
- 贫困者的福利获取障碍:机制缺陷导致贫困者难以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 技能培育的困难:贫困者无法有效培育生存技能和技能,这可能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公平性。
- 流动性降低:机制性缺陷降低了经济和社会流动性,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
9. 法治与自由市场的关系:绝对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石,保障了交易的稳定性和预测性,是市场经济高效运作的前提。
综上所述,我的九点思考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涉及到权力、法治、新闻自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等多个层面,他们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连带作用。
中国大学的核心问题
●中国大学的核心问题
南柯舟/文/严禁各种方式理由的抄转
1,内地的大学在课程设计上具有非常大的封闭性,欠缺高度的开放性,所谓的开放性就是,课程的设计要横向跨学科。使得本学科和亲密边缘的学科发生横向的紧密联系,增加其实用性。
2,另外制约内地大学思想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想意识形态(不一定指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还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课程束缚了大学思维的开放性,使得今天的内地大学,在创造性上,依然无法比肩欧美的大学学术水平,其一,比如有些不同于大陆的经济形式形态的创新,在意识形态上,它不能轻易定位,一旦定位就扼杀了其生存的可能。其二是,一旦设定意识形态,整体的意识形态思维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禁止自由思考,然后去用马克思主义对标,是不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这个项目,它自己首先就自我流产了。其三,因为社会宽容度问题不足,于是一个学者跨学科的研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就被严密否决。一个专业搞英美文学的,社会不认为他是搞企业的料,大部分人不会承认他的行为。这就是今天现实中国中的民间意识形态。
3,是内地的大学在学分和修学时间上不能达成平衡。第一专注于论文发表数量,不求质量,但对论文内部的案例实验性缺乏严密的监管,处罚力度太小,导致论文作假非常严重,社会上竟然有论文发表公司可以生存,进行暗箱操作,代写论文公司存在,匪夷所思。而因此被自然撤销的论文则比比皆是 即使发表的论文,也有可能不是自己写的。有的导师被自然杂志列入黑名单。哈佛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中国学生的作弊造假学术腐败比率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学生的被清退退学率也非常的高。
4,无论在任何课程的设计上,中国大学的思想和行为开放性非常低,自主实验性和实验的社会支持度非常的低。在美国的大学,学生被教导具有高度的学习主动性和社会主动性,具有高度的被各种资本形态支持的社会实验性,高度的社会环境支持的实验性。
5,全球两个大学质量监察机构要求的大学规模中,中国大学可能规模比较大,为了把学校的国际学生比率提升到一定高度,中国大学想尽一切办法的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但是收入的生源是比较劣等的生源,未经入学考试,或者简略入学考试的非常多,而内地大学,即使使用了非常优惠/优异条件的入学手段,加强其国际学生的入学比率和入学数量,都不可能跟欧美的大学比肩,因为学生的原始质量决定了一个学校在学术上做出的成绩可能性,单单就这一点, 完全不可能跟世界上一些好的大学比肩。民国的大学为什么有几座跟世界大学(以哈佛大学为例)比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学自由决定教学质量。
6,大学的私立化一定是未来大学的办学目标,因为私立化的大学学校的自主权限非常的大,它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随时纠正办学的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时间设计。而我们的公立大学。自主权限非常的狭隘,不能因应市场的需要及时的,灵活的改变课程设计和课程时间设计。由于大学的私立化对生源和师源能够迅速的优胜劣汰,不再对学校的教师岗位一旦入职就进行终生负责,只对最优秀的教师实行终生教授制度。所以大学的私立化也是聘请国际名师的有效途径。另外国际名师在世界各地讲学,也特别容易召唤和发现优异的生源。
7,大学本身也是伸向全球四面八方的一个信息触角,自由的大学体系能够动态的感觉到国际社会的需求,动态的掌握到国际先进的科学内容,动态的掌握到国际名校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动态的掌握环球优秀大学智库所思考的内容,优秀的学校本身是一个全球交流和咨询机构,在优秀的大学,全球优秀的精英集中在这里,为了解决世界性问题而努力,他本身就促进了世界的文明进步。
最后略加总结,总而言之来说,中国的大学,制度比较僵化,官本位,自主性小,绝对意识形态化,专业设计封闭化,制造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个工具,他缺乏自主性创造力,当然整个的社会也缺乏这种支持性,这本身存在一个大制度的问题。整个的制度,在外部上鼓励创新,但现实上了内部对创新持有各种利益交锋,使得学校变成一种官校企学教五大不同利益不同目标的主战场。第一是思想的禁锢导致了市场行为的禁锢,就像美国的人力资源银行,时间银行,在制度上不支持,比如特殊形态的东西,一旦涉及到银行两个字,就有各种的限制,这就是思想的进步导致的社会进步受限。第二是没有生存的土壤,无论民间的,官方的认知(官方甚至无认知意识,更别说认知)都非常落后,至今跟不上,社会的环境也跟不上。
●列举了以上的问题,希望引起各位领导的重视,积极的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引向真正的国际化,自由化,真正的迈进比肩世界名校的世界名校,将历史中属于民国创造出的教育上的荣耀重新肩负起来。
近现代哲学中的技术性问题
中国近现代哲学中的技术性问题
——兼谈古典朝代循环的中哲基础
●by 南柯哲学
昨天观看浙江大学在杭州宝石山纯真年代书吧里举行的中法诗会,讨论中涉及一个问题,哲学与诗歌的关系,有的中国诗人认为诗歌不一定需要哲学,关于这个话题,我发现中国诗人们都很浪漫,而法国诗人保持了来自欧洲的诗人一贯保持的优雅和理性,绝少武断的谈及他本身没有深入研究的事物。
诗人的诗歌语言或许能呈现一点点哲理,但即使如此,诗歌里的哲理也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皮毛现象,但哲学家看到了事物本身的核心问题、现象中的本质、事物的规律。因此当诗人讴歌赞美生命时,哲学家反思在现象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由此我谈一些中哲问题。
中国宋明理学最接近于西方哲学,由用求体,格物群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所谓用,物,(实)事,都是表面现象,体,理,知、是,都是本质,但这个本质,本身在中国从发展中的现象看来,完全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但真理出现的核心/本质规律,往往是在特别长期的各种因素不断循环不断积累下出现了庞大的累积熵数之后导致了的一个最终结论和结果,需要从特别长期时间内发生的普遍现象去观察最终结果,即从现象到规律,但中国居然绝人不认可这一点,所以朝代循环不断发生,周王朝结束后,从秦开始处在一个短暂的二百到三百年一个王朝生死周期的死循环里。
中哲在理论上谈知识、理性,比如由用求体中的体、格物群理中的理,格物致知中的知,实事求是中的是,其中体,理,知、是,虽然都是本质、知识,但“中国近代哲学”整体在过程思辨中没有详尽的逻辑技术,导致结果上毫无理性,无逻辑思想,就像一只鸟想飞翔,站在高楼高山顶端,却发现自己没长有(用于格物致知的)翅膀,从高处爬升,升力越高,遇到冷热空气激烈交替事件,翅膀逐渐冻僵了,堕落下来怎么办?于是只能站在高山高楼顶端大喊格物致知(要温暖其用于飞翔的翅膀)。
至于谈到中国古代哲学,我看到中国古典哲学里,墨学和名学中有逻辑思想,但近人对之挖掘研究的不多。
任何事物都是有其性状的,有性状,必然会出现规律,所以理性的本质,它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或许短期中难以观察到,长期看来,必有其中的规律。
只有宪政司法化一条路,只有用用宪政司法化才能避免走进骨子里唯有通过不断的进行各种隐蔽隐性的和彰显的政变才能生存的朝代循环漩涡[合十][合十][合十]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在此谈谈我们的未来!
南柯舟/文
是呀,我们都老了,我今年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不惑,但是我依旧很困惑,虽然按照国际上老年人的标准是八十岁起步,我还不老,但我以及比我们老的老一辈,恐怕绝对性的难以熬到等到一个先进理念的社会出现了,等到出现像德国那样在《德国基本法》里所公布出一种高等级别的文明出现了那样的社会了(见文后翻译)¹:
(3) Die Gesetzgebung ist a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die vollziehende Gewalt und die Rechtsprechung sind an Gesetz und Recht gebunden.(翻译:立法应受宪法秩序的约束;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受法律和正义的约束)
(4) Gegen jeden, der es unternimmt, diese Ordnung zu beseitigen, haben alle Deutschen das Recht zum Widerstand, wenn andere Abhilfe nicht möglich ist¹.(译文:如果没有其他补救办法,所有德国人都有权抵制任何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人。)
自79年开始,中国看到老搞路线运动,老搞阶级斗争,老搞低知识含量的生产(全民捣锅砸盆大炼钢铁),被迫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想从欧美学点先进经验,学习点先进科学,改善人民生活。
这时候,信息闭塞,八十年代听广播,在被子里听,起点相当低,才带来了低成本优势。
什么是起点低,本质就是无知,对标欧美,一是经济穷,二是知识白。说白了就是知识少,知识欠缺,也就是对欧美国家的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非常无知。
所谓低成本优势,是一个道德上非常拙劣的词汇,就是实现了对底层的最低成本使用,在国际上人力资本最值钱最有价值的年代,国家参与性质的实现通过工资控制,调节劳动价格,这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收获的工具型技术,马克思主义说,资本积累来自压榨剥削。你们说这个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说的?剩余价值理论,大家难道不清楚吗?
开放的本质是什么?开放的本质如下:
第一,是知识红利,它当然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在知识上,需要充分吸收来自西方两百年来科学技术大发展的红利,知识大发展的红利,这些都来自西方。但是这时候,你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发展是两只脚发展,一只是人文社科,一只是自然科学,缺乏一只脚,叫做独腿走路,走不远的。人文知识是眼睛,自然科技是脚,瞎子走路,你能走多远?
第二,从事体力劳动的低端知识含量人口红利。人口多,竞争激烈,使得低成本生产成为可能,这是低端知识含量人力资源带来的红利。再说我们从人口大爆发中获取到的人口红利。巨大的人口基数,既无法创造庞大的消费,又无法创造庞大的密集劳力产业型态的低层次经济活动。从事体力劳动的低端知识含量人口,也是从事建筑业、采矿业的劳动力大军来源。但今天需要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端知识含量人口,低端知识含量人口已经失去了劳动技术优势。但人口质量不是由数量创造的,而是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创造的。一个国家没有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他所创造的劳动力大军,只能进行低端产业的低端经济活动。今天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工人无法从事高端智慧型态产业的经济活动,庞大的低端知识人群,他们既无法进行产品的深度研发更新换代,因而也就无法为社会创造更加巨量的深度社会价值,成为社会在需求知识密集型产业工人时,一个沉重的社会拖累与负担,而且整个社会不得不为他们支出相当庞大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费用。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教育的失败所导致的。
第三,和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平也是红利,积极交流创造了一个和平环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可持续安定生产的环境,只有结束大规模战争,国家才能安全发展。
第四,参加国际组织带来的制度红利。十九年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最惠国机遇,中国在此后的三十年,才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我认为,08年奥运会似乎既是这一发展阶段的巅峰,但是,又是一个大转略点,这时候开始大喊大叫各种大计划,大战略,全球的高调声音,非我莫属,这是一个大喊大叫大鸣大放,生怕各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时期,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再来介绍弯道超车的概念,弯道超车,它最早是在1985年由一位名叫周学文的车手提出的。在1985年的全国汽车赛事中,周学文夺得了首个全国冠军。在他的比赛经历中,他发现在弯道上超车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因为在弯道上,车速较慢,车手可以更好地控制车辆,并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对手的失误来超越对手。随后周学文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总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弯道超车技巧,包括选择合适的超车位置、合理利用刹车和加速、抓住对手出现失误的机会等等。这些技巧在他的比赛中屡试不爽,也得到了其他车手的认可和学习²。
后来因为李彦宏,他掌握了中国最大的媒体资源,把自己在百度上,弄成弯道超车理念的创始人。兼简直荒唐么,他一个搞互联网的网上开车开多了,知道了弯道超车?³
据说2009年,李彦宏在“中美经贸论坛”,拉大旗作虎皮,提出自己的“弯道超车”观点。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弯道超车么。
随后到了在2017年的IT领袖峰会上,马云对李彦宏的这个说法,提出反驳,马云认为“弯道超车,是十超九翻,要换道超车”。
笔者南柯舟认为,李彦宏有在技术上“弯道超车”的经验,把百度搞成医疗广告专卖杂货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弯道超车的危险性时,弯道超车,意味着车道上参与比赛的车子太多,你怎么弯道超车,你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乱撞,进行弯道超车危险操作,你是上帝派下人间来搞笑的?你不翻车才是怪事。
后来,据说是杨小凯先生发创了一个理论,叫“弯道超车陷阱”。
南柯在这里,要系统的,形象的,给你解释解释。道有正道,有弯道,弯道,杨小凯说的是砖制体制国家,因为其经济阶段性发展,刻意宣传所谓的“某某特色模式”,(南柯舟备注:也就是弯道,各位看好,是弯道,故意搞的弯道,叫做弯道超车,有路不走,摸石头过河),于是这个弯道超车,宣传久了,自己也就信了,它忽略了在经济改革中,要配合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忽略了体系改革的急迫性,要知道,欧美资本主义的“道”,是经历漫长的几百年走出来的,它是直道,根本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弯道可言,其间奠定了经济发展基础的学科很多,比如泰勒提出的的现代管理学,管理哲学,人文学科,这是一个非常具备自洽自纠自查自审功能的社会发展大环境,具有自我纠错功能。
如果大经济的发展,它缺乏前述的大环境支持,知识上单纯的认为获取先进技术,先进科学,这是一只脚独腿走路,没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的眼睛。到了钱学森,他老人家发现不对,大力推动前沿交叉科学的发展,想要扭转局面,可惜,已经迟了。
独腿走路,坚持不久的,俗话说,出来混,你不遵守交规,不明白规则,要忽略基础研究,高速弯道超车,等于独脚瞎子走路,肯定不会珍惜拿到的成果。发展的手段,就是大举借债,大举融资,大花钱,乱花钱,不把钱用来搞基础研究,导致我们的基础研究至今很落后,科学领域充满骗子,利用科学项目骗国库的钱。搞基础科学出成果慢,等不起,于是最后发现,最有效的最大利润的方向,就是想办法融入大市场,搞房地产,卖地盖房,规模越搞越大,全民炒房,主要是谁在炒房,数据统计都一清二楚,公共权力在卖地,把公地都卖给权力与财富的合谋者们,公共资源都私有化了,该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没有承担。
这种情况下,经济规模越大,体量越大,体制改革越是滞后,积累的社会矛盾就越大了。为什么么?体制限制了经济发展,干一件有关通过科学技术搞生产的正事,有企业界人士爆料,他从北京到省内,再到辖区,要盖几百个公章。这就是体制阻碍了社会发展。
船小好掉头,船大难掉头。当你在船小时没有制定好高速发展时必须规定的规则,定好未来发展的计划,等你的经济所积累的总量体量足够大时,这个固化的制度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规模,已经不再匹配了,两者都会陷入困境,体系陷入困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经济陷入困境,不知道该怎么走,向左不敢走,怕失去私人利益,俗话说变色。向右吗?众所周知,当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代价是发说展的成果,被内部消耗了,有多少生产力,消耗多少,这样就变成结构性困境了,陷入结构性困境了,积累的困难,当然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海水涨潮时,哪个人在裸泳,你两眼不看。哪里有暗礁,你充耳不闻。大家知道却没人说,甚至大家根本不知道,那么陷入困境,改变困难的成本,脱离困境需要的魄力,解决困难的决心,也就越大,改正的成本,也就越高了。改革体系的这个人在哪里?
未来的的前途有何种答案,怎样解决?留下这份折腾,该怎样折腾,只能在彷徨中思考……
今冬的雪,怎么这么大?这么寒冷?明年有多大的雪在等待我们呢?
备注:
1,翻译原文见如下:(3) 立法应受宪法秩序的约束;行政权和司法权应受法律和正义的约束。(4) 如果没有其他补救办法,所有德国人都有权抵制任何企图废除宪法秩序的人。
2,来自汽车江湖网,http://yp.qc188.com/113894051.html
●中国先秦时代的雏形法理逻辑体系
南柯/文
中国古代有严密的本体司法逻辑——法理逻辑学的开端,语言为……则……则……则,不断由果推因,最后达到鲜明准确的正结果和负结果。可敬的是,其中无一点迷信成份。所谓不法法则水旱发,乃是说,治理江水和汉水的官员们,不依法治理,造成水患,淹没良田。治理民生的官员们,平时不依法治理,旱年造成旱灾,人民饥饿。水灾和旱灾过后,瘟疫横行,民不聊生。
关龙逢谏夏桀取消炮烙之刑法,《资治通鉴》记载:桀杀直臣龙逢,众莫敢直言,汤使人哭之。《竹书记年》记载炮烙之刑为周文王向纣王请求取消。《史记·殷本纪》载,商末,“百姓怨望而诸侯有衅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周文王为武王伐纣奠定民心基础。姜太公是最早的法理逻辑学家。
●中国大学的核心问题
南柯舟/文/严禁各种方式理由的抄转
1,内地的大学在课程设计上具有非常大的封闭性,欠缺高度的开放性,所谓的开放性就是,课程的设计要横向跨学科。使得本学科和亲密边缘的学科发生横向的紧密联系,增加其实用性。
2,另外制约内地大学思想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想意识形态(不一定指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还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课程束缚了大学思维的开放性,使得今天的内地大学,在创造性上,依然无法比肩欧美的大学学术水平,其一,比如有些不同于大陆的经济形式形态的创新,在意识形态上,它不能轻易定位,一旦定位就扼杀了其生存的可能。其二是,一旦设定意识形态,整体的意识形态思维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笼子,这个笼子,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禁止自由思考,然后去用马克思主义对标,是不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这个项目,它自己首先就自我流产了。其三,因为社会宽容度问题不足,于是一个学者跨学科的研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就被严密否决。一个专业搞英美文学的,社会不认为他是搞企业的料,大部分人不会承认他的行为。这就是今天现实中国中的民间意识形态。
3,是内地的大学在学分和修学时间上不能达成平衡。第一专注于论文发表数量,不求质量,但对论文内部的案例实验性缺乏严密的监管,处罚力度太小,导致论文作假非常严重,社会上竟然有论文发表公司可以生存,进行暗箱操作,代写论文公司存在,匪夷所思。而因此被自然撤销的论文则比比皆是 即使发表的论文,也有可能不是自己写的。有的导师被自然杂志列入黑名单。哈佛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中国学生的作弊造假学术腐败比率非常的高,所以中国学生的被清退退学率也非常的高。
4,无论在任何课程的设计上,中国大学的思想和行为开放性非常低,自主实验性和实验的社会支持度非常的低。在美国的大学,学生被教导具有高度的学习主动性和社会主动性,具有高度的被各种资本形态支持的社会实验性,高度的社会环境支持的实验性。
5,全球两个大学质量监察机构要求的大学规模中,中国大学可能规模比较大,为了把学校的国际学生比率提升到一定高度,中国大学想尽一切办法的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但是收入的生源是比较劣等的生源,未经入学考试,或者简略入学考试的非常多,而内地大学,即使使用了非常优惠/优异条件的入学手段,加强其国际学生的入学比率和入学数量,都不可能跟欧美的大学比肩,因为学生的原始质量决定了一个学校在学术上做出的成绩可能性,单单就这一点, 完全不可能跟世界上一些好的大学比肩。民国的大学为什么有几座跟世界大学(以哈佛大学为例)比肩?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学自由决定教学质量。
6,大学的私立化一定是未来大学的办学目标,因为私立化的大学学校的自主权限非常的大,它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随时纠正办学的课程内容设计,课程时间设计。而我们的公立大学。自主权限非常的狭隘,不能因应市场的需要及时的,灵活的改变课程设计和课程时间设计。由于大学的私立化对生源和师源能够迅速的优胜劣汰,不再对学校的教师岗位一旦入职就进行终生负责,只对最优秀的教师实行终生教授制度。所以大学的私立化也是聘请国际名师的有效途径。另外国际名师在世界各地讲学,也特别容易召唤和发现优异的生源。
7,大学本身也是伸向全球四面八方的一个信息触角,自由的大学体系能够动态的感觉到国际社会的需求,动态的掌握到国际先进的科学内容,动态的掌握到国际名校的哲学思想研究动态,动态的掌握环球优秀大学智库所思考的内容,优秀的学校本身是一个全球交流和咨询机构,在优秀的大学,全球优秀的精英集中在这里,为了解决世界性问题而努力,他本身就促进了世界的文明进步。
最后略加总结,总而言之来说,中国的大学,制度比较僵化,官本位,自主性小,绝对意识形态化,专业设计封闭化,制造出来的学生就像一个个工具,他缺乏自主性创造力,当然整个的社会也缺乏这种支持性,这本身存在一个大制度的问题。整个的制度,在外部上鼓励创新,但现实上了内部对创新持有各种利益交锋,使得学校变成一种官校企学教五大不同利益不同目标的主战场。第一是思想的禁锢导致了市场行为的禁锢,就像美国的人力资源银行,时间银行,在制度上不支持,比如特殊形态的东西,一旦涉及到银行两个字,就有各种的限制,这就是思想的进步导致的社会进步受限。第二是没有生存的土壤,无论民间的,官方的认知(官方甚至无认知意识,更别说认知)都非常落后,至今跟不上,社会的环境也跟不上。
●列举了以上的问题,希望引起各位领导的重视,积极的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引向真正的国际化,自由化,真正的迈进比肩世界名校的世界名校,将历史中属于民国创造出的教育上的荣耀重新肩负起来。
●思想●逻辑●经验●知识●视野
●伟人/国君的年龄与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败 南柯舟/文.
今天的天气似乎不错,阳光明媚。看了看朋友圈,头脑里跳出个问题,该怎么称呼地球上那些“自封的伟人”呢?那些被世界历史永远记忆带来深刻内容的人:希特勒,斯大林(古拉格)、阿明(高棉),波尔布特(高棉),米洛舍维奇(前南斯拉夫),卡紮菲(利比亚),萨达姆(伊拉克),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金一世,金二世,金三世,普帝,霍查(阿尔巴尼亚),本拉登(基地组织)……曾经也不可一世,今天,哈马斯组织的艾哈迈德·亚辛,伊斯梅尔·哈尼亚,穆罕默德·德伊夫,叶海亚·辛瓦尔也不可一世,我觉得称呼他们做“今上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神威上皇”就很不错,你说呢?
在今日这明媚的阳光中,南柯的思想又顺藤摸瓜的滋生出一个问题:“伟大”的领袖总想改革,但从来没有一种君弱臣强的改革能够成功。秦穆公,公元前381年出生,死于公元前338年,死时43岁。公元前356年开始第一次改革,孝公时年25岁。王安石改革时宋神宗时年20岁郎当,风华正茂,管仲在齐国实行改革时在公元前 685 年至公元前 643 年期间,齐桓公时年31岁(齐桓公出生于716年)。苻坚重用王猛进行改革时苻坚时年359年,时年21岁,苻坚出生于338年。北魏冯太后(442年-490年10月17日)改革时(471年开始),冯太后时年29岁,其孙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孝文帝拓跋宏时年19岁,改革一直进行了9年(公元490年至公元499年),祖孙两代改革历时28年,孝文帝改革已成身先死,应该是累死的。
看遍古代君主在时代要求当改必改时的中道改革,也称为中兴改革,都是在年富力强时。必要的条件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知识充足,低调不抢功、功归下属、过归自己、隐藏锋芒、远交近不攻、不向周边大小邻邦耀武扬威招致记恨,如果反此道而行,这样的认知,要让其走上正路,其实可能性不大。如果反此道而行,自己年岁已大,精力不济,又知识不足,还喜欢到处大肆炫耀,加盟邪恶集团,到处结怨树敌,这样的认知,要让其走上正路,其实可能性不大。
我们再谈谈慈禧太后。清末洋务派新政没有慈禧的支持是不可能顺利的,而洋务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慈禧太后从镇压戊戌变法到转向支持清末新政,她其实也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清朝将难以维持统治。又因为帝后两党的夺权斗争,将慈禧推向历史的风口,再加之作为女性统治者,却不愿放弃利用权力铺排奢华,各种原因,导致了改革如边扬汤边止沸,走向颠沸混乱。
历史如此,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