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文学和哲学家视野中的幻觉中国

——起因于利玛窦文字下被幻觉的中国

●南柯舟思想

利玛窦（Matteo Ricci）及其传教士同伴通过其著作、地图和书信将大量关于中国的知识引入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的欧洲。这些信息在欧洲学者中激发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但也因对文化差异的误解或刻意选择性地呈现信息，导致许多欧洲人形成了对中国的某种“虚假幻觉印象”。

以下是中世纪晚期和早期现代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典型虚假印象及其形成原因的描述：

1. 误导：中国是一个“道德乌托邦”

误解来源：

利玛窦及其同行通过儒家经典和伦理体系向欧洲人描述中国的治理方式，强调中国官僚体制的伦理原则和高度秩序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道德相类比，刻意淡化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中的矛盾。

虚假印象：

欧洲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由贤明君主和道德高尚的官员管理的理想社会，人们生活在“礼仪与道德的黄金时代”中。这种印象忽视了中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腐败和地方动乱。

2. 误导：中国是科学与技术的神秘源泉

误解来源：

利玛窦通过传播中国的技术成就（如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和天文学知识，强调中国的科技领先性，但并未详细解释这些技术的发展背景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应用。

虚假印象：

欧洲学者将中国视为一个神秘的东方文明，将许多科学成就和发明归功于中国。虽然这部分信息并非完全错误，但对中国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神化掩盖了中国技术发展的停滞问题，也忽视了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

3. 误导：中国是一个宗教和谐的典范

误解来源：

利玛窦试图通过对中国宗教的描述拉近与欧洲学者的思想距离，尤其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将其视为一种无神论或“自然神学”体系。与此同时，他刻意弱化了佛教和道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复杂地位。

虚假印象：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国家，各种思想流派共存而不冲突。这种乌托邦式的印象忽视了宗教之间的斗争和中国思想体系中的冲突与融合。

4. 误导：中国是一个广袤富饶的东方帝国

误解来源：

1，通过所谓的虚假的“游记”，马可·波罗对中国进行了误导。见《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主要误导/南柯舟》

2，利玛窦通过他的地图和描述向欧洲展示了中国的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城市发达。他的地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传达了一种极度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虚假印象：

欧洲学者将中国描绘为无比富庶的东方帝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完美的基础设施。然而，这种印象忽略了中国内部的不平等、频繁的灾害和农业经济的局限性。

5. 误导：中国人具备高超的智慧和德性

误解来源：

利玛窦对儒家士人的赞誉，尤其对中国知识分子好学精神的推崇，使欧洲学者对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水平产生了过高的期待。

虚假印象：

欧洲学者认为中国人普遍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道德感，是“哲学家国度”的成员。这种印象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教育水平、生活现实以及文化习惯的多样性。

6. 误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完美的君主制

误解来源：

利玛窦通过对中国皇帝和官僚体系的描写，强调其高度中央集权和选贤任能的体制。他在比较中国与欧洲时，倾向于将中国的君主制度理想化。

虚假印象：

中国被视为君主制的典范，欧洲学者认为其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的巅峰体现，甚至有人将其与柏拉图的“哲人王”理想类比。这忽略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专制倾向和官僚系统的实际弊端。

总结

利玛窦的努力确实成功地吸引了中世纪晚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但由于他的描述服务于传教目的，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和修辞修饰，导致许多欧洲人对中国形成了一种虚假的“幻觉印象”——即中国是一个道德、科技、宗教、经济与政治完美结合的东方理想国。这种印象既推动了欧洲学者对东方文明的研究，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认知埋下了误解的种子。

利玛窦，中文名利玛窦 (Li Madou)，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标志着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欧洲与中国之间第一次持续且富有成效的接触。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和学者，他的工作超越了其宗教使命，对早期欧洲理解中国文化、哲学和地理学的贡献极其深远。利玛窦采用了文化适应和对话的策略，成功架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成为基督教传教史和早期汉学（即"中国研究"）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本文将探讨利玛窦对西方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贡献、他对早期中国知识圈的影响以及他在中国和西方的持久遗产。通过分析他的著作、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以及其工作的后续影响，我们旨在探讨利玛窦的使命如何为现代汉学奠定了基础。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利玛窦于1583年抵达明朝的中国，很快意识到文化敏感性是其传教成功的关键。与早期直接对抗当地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不同，利玛窦采取了文化适应的策略。这一策略包括学习中文、研读儒家经典，并以符合中国传统的方式来介绍基督教。

他熟练掌握了中文并深入理解儒家思想，使他能够与中国学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儒家学者，而不是外来的宗教人物，从而赢得了中国文人的尊重。利玛窦还决定采用中国的服饰和风俗，这使得他更容易被中国精英圈子所接受。这种文化上的同化帮助他将基督教呈现为一种可以与儒家伦理共存的思想体系，而非外来的意识形态。

利玛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能够将基督教的核心理念翻译成儒家哲学框架下可理解和可接受的概念。例如，他使用儒家"天"（Tian）的概念来描述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在两种表面上迥异的宗教传统之间架起桥梁。利玛窦的著作《天主实义》是这一融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书中论证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并不冲突，而是可以共同促进道德行为。

利玛窦对中国知识圈的贡献

利玛窦的影响不仅限于其宗教使命，他在引入西方科学、地理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同样重要。他带来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这些学科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他最著名的科学著作《坤舆万国全图》是一幅世界地图，它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迎合了中国的世界观，同时也准确地描绘了欧洲、非洲和美洲。这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首次接触到东亚以外的世界，这标志着他们地理理解的重大转变。

除了地理学，利玛窦还向中国学者介绍了西方的数学原理，尤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他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这一译本成为中国数学研究的基础性文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体现了他的使命的知识交流特征；这不仅仅是单向的知识传递，而是真正的两种知识传统之间的对话。

利玛窦对西方哲学的引介也具有重要意义。他与中国学者就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自然哲学进行了讨论，并比较了基督教神学与儒家道德教义的异同。他与李之藻和杨廷筠等重要儒学学者的讨论，促进了一种充满求知欲和交流的知识氛围，双方都试图理解并整合彼此的世界观。

利玛窦对早期西方汉学的影响

尽管利玛窦在中国的影响深远，他的工作对欧洲理解中国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在传教过程中所写的详细报告和信件是欧洲人首次可靠地了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来源之一。利玛窦的描述对中国的帝国制度、儒家哲学和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挑战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许多误解。

利玛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后来的学者如德国耶稣会士阿塔那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作品中看出，基歇尔在自己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大量借鉴了利玛窦的报告。利玛窦对中国社会的描绘促成了启蒙时期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理性治理和道德美德的典范。这种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在欧洲知识界持续到了18世纪，影响了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思想家。

此外，利玛窦的工作为欧洲汉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记录，加上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为欧洲学者提供了进行中国研究的工具。利玛窦作为文化中介的角色，使他成为早期汉学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贡献在今天的汉学领域仍然被广泛认可。

挑战与批评

尽管利玛窦取得了许多成就，他的使命也面临着挑战和批评。他的文化适应策略虽然成功地赢得了中国学者的尊重，但在天主教会内部却引发了争议。一些教会内部派系认为利玛窦对儒家实践的接受，如祭祖礼，削弱了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这一争论后来在17世纪升级，导致了教皇对耶稣会在中国实践的谴责。

此外，尽管利玛窦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他的影响并未深入到更广泛的中国民众中。他的使命高度知识化，加之其复杂的神学论点，限制了基督教在中国更广泛人口中的吸引力。尽管利玛窦的使命具有开创性，但在他有生之年基督教并未在中国广泛传播。

结论

利玛窦的遗产是多方面的，涵盖了他对中国和西方宗教和知识历史的贡献。在中国，他被记忆为一位尊重并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流的学者，而非强加外来价值观的传教士。他在北京的墓地仍然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他尊敬的象征。在西方，利玛窦被视为跨文化对话的先驱和早期汉学发展的关键人物。

利玛窦的工作对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著作至今仍为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研究，他的文化适应方法在传教研究领域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此外，他将西方科学知识引入中国，为东西方未来的科学交流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知识史的进程。

总之，利玛窦的工作代表了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他能够驾驭明代中国复杂的文化和知识环境，使他成为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利玛窦对汉学、哲学和科学领域的贡献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使他成为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持久意义的一个人物。

参考文献

Ricci, Matteo.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ranslated by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85.

Rule, Paul A.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Spence, Jonathan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4.

Xu Guangqi and Matteo Ricci. The Elements of Geometry. Translated by Li Zhizao. Beiji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学习与教学互动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博学精神摘要

文字编者南柯舟注：本文为大纲

本文探讨了明末清初时期，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与康熙皇帝在学习与教学方面的互动。利玛窦是西方学术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康熙皇帝则是当时中国博学多才的帝王代表。本文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尤其是在天文学、数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对话如何反映了博学精神的体现。通过分析他们的学习与教学模式，本文提出他们的互动不仅是历史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代跨文化教育的宝贵参考。

关键词：利玛窦，康熙皇帝，文化交流，博学，教学，学习，东西方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的接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代表人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不仅以宗教传播为目标，还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哲学介绍给中国，而康熙皇帝则在这一文化交流中展现了极大的兴趣与博学精神。通过利玛窦与康熙的交流，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近代科学进行了早期的碰撞与融合，这一历史阶段对后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利玛窦与康熙皇帝在学习与教学上的互动，以展现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博学精神的体现。通过分析他们之间的知识传递与教育过程，本文希望为当前的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深化我们对明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第二章 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2.1 利玛窦的中国之行与文化适应

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作为耶稣会的一员，主要任务是传播基督教。然而，利玛窦意识到直接传播宗教的难度，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文化适应”的策略，先通过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结交文人学者和官员，并引入西方科技与哲学，逐渐赢得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尊重。利玛窦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思想，还传播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知识。

2.2 康熙皇帝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思想

康熙帝是清代著名的博学帝王，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位期间，康熙皇帝支持了许多学术项目，如《康熙字典》的编纂、《数理精蕴》的编译等，并亲自参与天文、数学等西方学术知识的学习。他对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展现出极大热情，这使得康熙时期成为东西方知识交汇的重要阶段。

第三章：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知识互动

3.1 利玛窦的教学策略

利玛窦的教学方式不同于当时传教士的传统模式，他强调通过文化认同与知识传播来接近中国精英阶层。他以儒家经典为切入点，与中国士大夫讨论哲学与伦理问题，进而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过程中，利玛窦的教学不仅涉及宗教，还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地图绘制等内容。

3.2 康熙皇帝的学习热情

康熙皇帝对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不仅亲自向传教士请教，还在宫廷内组织了多次学术交流活动。在天文领域，康熙通过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知识，并亲自观察星象，主持了几次日食和月食的观测；在数学方面，他通过西方传教士学习了几何学的基础理论，并对这些新兴的知识进行了深度理解与吸收。

第四章 交流与融合：知识体系与文化的碰撞

4.1 天文学与数学的交流

在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与数学知识在宫廷内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康熙皇帝不仅学习了这些西方知识，还将其应用于国家的历法改革。康熙通过学习西方的天文计算方法，促成了《康熙历》的修订，并对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进行了改良。

4.2 宗教与哲学的对话

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互动不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他们还展开了对宗教与哲学的深入探讨。利玛窦通过与儒家经典的对比，介绍了基督教的伦理观与哲学基础。康熙虽然对基督教的信仰保持保留态度，但他通过这一对话，加深了对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想的了解。

4.3 文化适应与知识的双向传播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不仅让他在中国的传播更加顺利，也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利玛窦通过翻译中国经典，将儒家的伦理与道德观传播到欧洲，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同样，康熙通过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互动，也促进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初步接纳与吸收。

第五章: 博学精神的体现与教育启示

5.1 利玛窦与康熙的博学精神

无论是利玛窦的多元文化适应与传播策略，还是康熙皇帝对多学科知识的追求，他们都体现了深刻的博学精神。利玛窦在知识传播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教义，而是将科学与文化作为连接东西方的纽带。康熙则以其开放的学术态度与广泛的求知欲，在学习与吸收西方知识的过程中展现出对不同文化与知识体系的包容性。

5.2 对当代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学习与教学互动为当代跨文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文化适应与尊重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利玛窦的成功在于他并未试图强行输出西方文化，而是通过尊重中国文化来赢得信任。同样，康熙皇帝在接受西方知识时也保持了理性与批判的态度，这种开放与批判结合的学术态度为当代的跨文化学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通过分析利玛窦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学习与教学互动，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博学精神。他们的互动不仅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宗教与哲学上的对话与融合，还为未来跨文化交流与教育提供了历史性参考。

6.2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利玛窦与康熙皇帝互动中未被充分挖掘的领域，例如更多具体的教学场景与学术讨论的细节。此外，探讨这一时期其他传教士与中国精英互动中的文化交流模式，也将为东西方学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APA格式)：

中文部分引文:

巴尔德里奇, J. (2015). 利玛窦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与传教. 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士立 (2008). 康熙皇帝的博学与科学探索：东西方知识的碰撞. 清华大学出版社.

李秀文 (2017). 中西文化交流史：利玛窦与康熙皇帝的对话.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文部分引文:

Spence, J. D. (1984).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Penguin Books.

Rule, P. A. (1986). Kangxi and the Jesui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Qing Cour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79–802.

Mungello, D. E. (1999).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主要误导

●南柯舟思想

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中世纪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许多现代学者对书中描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对中国的描绘存在误导性，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以下是马可·波罗通过“虚假的游记”对中国的误导，以及这种误导可能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主要误导

1. 过于理想化的描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将元朝的中国描述为一个富饶、繁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度。他提到的宫殿、城市规模和财富的描绘往往夸大其词，例如元大都（今北京）的壮丽景象、皇宫的金碧辉煌等。

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描述，使得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了一个超现实的幻想，认为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物产丰饶的乐土。

2. 忽略真实的社会问题：

他在书中未提及元朝统治下的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社会动荡以及经济困境。这导致欧洲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且所有人都生活在和平与秩序之中。

3. 错误的地理与文化描述：

马可·波罗对一些中国地名和风俗的描述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例如，他提到的某些城市的布局和习俗，与历史记载的实际情况不符。

他对宗教的描述也存在偏差，例如将中国的佛教信仰混同于欧洲的偶像崇拜，这种“误解”是由于文化差异和翻译问题导致的。

4. 对皇帝和官僚制度的过分赞扬：

马可·波罗对忽必烈大汗及其统治的描述充满了赞美之词，强调元朝官僚系统的高效和统治的仁慈，但未能揭示其专制性及元代末期的腐败与内忧外患。

5. 对贸易和财富的夸张描述：

他提到中国的丝绸、茶叶和香料贸易的巨大规模，以及货币（纸币）的使用如何造福整个帝国，但对实际经济体系的复杂性缺乏深入分析，甚至夸大了纸币的流通范围。

误导的原因

1. 知识和语言的局限性：

马可·波罗可能对中国文化、宗教和语言缺乏深刻理解，这使得他对许多现象的解释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2. 中间人叙述与信息失真：

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很多内容可能是基于其他商人、旅行者或当地翻译提供的信息。这些二手信息经过加工后，很可能进一步失真。

3. 文学和商业目的：

《游记》本身可能为了迎合欧洲读者的好奇心而进行了刻意夸张和润色。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故事显然更能吸引中世纪的听众和读者。

4. 个人身份的塑造：

马可·波罗可能希望通过书中内容强化他作为一个旅行者和见多识广的商人的声誉，因此夸大了其见闻的真实性。

误导的影响

1. 欧洲对中国的乌托邦式幻想：

马可·波罗的描述在欧洲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的“东方奇迹”形象，影响了后来的旅行者和探险家，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就是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加深了文化误解：

他将中国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简单化或错误地类比为欧洲的体系，导致了长期的文化误解。例如，他将佛教寺庙的装饰误解为偶像崇拜，这加深了欧洲对东方宗教的偏见。

3. 推动地理大发现：

尽管存在虚假的成分，《游记》依然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兴趣，间接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探险活动。

4. 模糊了真实的中国形象：

他的叙述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国度，这种虚假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使欧洲无法全面了解中国。

结语

马可·波罗的《游记》尽管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直备受质疑。通过对中国的虚假或夸张的描绘，他在中世纪的欧洲传播了一个既神秘又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这种误导在激发欧洲对东方兴趣的同时，也为文化误解和错误期待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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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青年先锋学者迟淼简介

信息与传播科学博士迟淼于2021年11月获得了新人文-费尔南·布罗代尔博士学院论文奖，并获得了名为《故事制作》的研究/出版资助。《第二日次中日战争，1949-1966 》。目前，她是研究中心CREM的准成员，《纪念季刊》（奥斯汀，美国）的副主编和比利时鲁汶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

迟淼博士来自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2006年，她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获得媒体与传播硕士学位后，随后，在学习了两年法语后，在法国梅斯大学信息传播系学习了新闻传播学课程，并于 2013 年获得了信息与传播硕士学位，专攻媒体和媒体研究专业。在比阿特丽斯·弗勒里·(Béatrice Fleury) 教授和陈卫星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

自2020年12月起，迟淼担任《纪念季刊》副主编。它是一份科学季刊，是2008年在中国创刊的同名期刊的电子版本。2019年起，除电子版外，在美国奥斯汀正式出版纸质版。本刊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重点研究毛的时代，特别的重点是对1966-1976时期的研究。迟淼博士的主要任务是向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征集稿件，并与编委会成员合作，对入选后的文章进行修改和完善。他们都是公认的独立研究人员，致力于人文科学和历史的研究；还有一些是欧美汉学家。作为编辑，她有条件创建一个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网络。同时，这对于个人的研究（工作）也非常有用。

迟淼博士的研究中记录了许多项目，目前最重要的两个项目已经成型。这些是迟淼自 2022 年以来一直在从事的项目。

作为《纪念季刊》杂志的副主编，迟淼与她的同事一起，呼吁过去十年来在这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人员参与进来。此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她还将与历史学家合作撰写相关研究主题的著作。该项目将由三部分组成：1，文献综述。2，跨代&几代学者的研究。3，研究方法论。

●弗勒里·比阿特丽斯(Béatrice Fleury) 教授：

法国中央师范大学第七十一学部信息与通信科学教授（正教授），南希·洛林大学人类与社会科学教授，法国国家“全球化、文化与传播”存储收藏科学委员会成员（Ed. Le Bord de l’eau）。自 2022 年起，她担任洛林大学编辑部传播收藏总监 自 2022 年起，担任洛林大学传播学集体研究系列联合主任。自 2019 年起，她担任生态责任 Humus-Le Crem 团队领导者。自 2014 年起，她担任Publictionnaire 联合主任，洛林大学百科全书词典和公共批评（Crem），自2004-2019担任洛林大学Crem副主任，自2013-2015担任洛林人类科学学院“记忆与文化轴”的领导者，自2010-2013起担任洛林人文科学学院记忆与文化轴联合负责人，自 2004 年起担任“沟通问题、系列表演”合集的联合主任（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Nancy-Éditions universitaire de Lorraine），自 2001 年起担任《Questions de communications》杂志联合主任（法国）。Email:beatrice.fleury＃univ-lorraine.fr

参考资料：https://crem.univ-lorraine.fr/membres/enseignantes-chercheures-titulaires/fleury-beatrice

 

听北大博导路文彬教授讲座后作诗一首

作者：南柯舟

●打油诗开篇

久居五线小城中

两耳多塞满俗尘。

顿闻路君醍醐语，

双目开光长精神。